取回去年的舊文章。原來這篇在老師眼中寫得很好，有這樣一句評語「學員對理論有深刻理解，並能靈活運用……對細節的分析和解讀每有神來之筆……相當好的電影評論習作」。獲得肯定，實為美事，然浸淫日久，不免有才盡之感。心忖再也寫不出以往的好文章，又或者，那個我已經死了。

像是傷感非常，卻連對「自己已死」的宣告也毫無感受，好像這只是如得不到獎的 Good Quality 歌星吃著酸葡萄杯葛樂壇頒獎禮一樣的瑣碎事。

We’re invisible, you know that–––
A Review on A Single Man (Tom Ford)
2011年12月20日

導言

本文將以2009年電影《A Single Man[i]》為分析基礎，闡述其與「社會壓逼同性愛情」之互動，並嘗試理解影片中對不同的同性愛及同志之表達方式，看這對同性愛之外在逼迫於深層內化至同志自我塑造形象時之境況，以及這些表達方式本身傳達何等信息、對外界又有何回應。

人是痛苦的！

《A Single Man》充滿壓抑。這種壓抑躍然於視覺–––它調低電影大部分畫面的色彩飽和，使其看來蒼白不已。其中，尤以主角每天出現的地方：家居和學校之地點最了無色彩。這除了反映故事情節中主角於摰愛逝後之傷感外，也顯示出一個同志於生活所受的壓抑，而越深入「日常生活」，壓抑越大–––故此最失色的是歧視和逼迫最顯著的學校與家庭。外面的世界可以有「一點」燦爛與糜爛，但當「回到」那些日常工作、生活的環境，一切也都不能言說，那怕是與愛人共築之居所。甚至死亡的慾望也受挫，姿勢一直未準備好、浴室自殺卻滑倒、飲酒壯膽卻沒酒……可以說壓抑的是所有希望，「死亡即未來」，因為再無其他出路。

說到居所，電影倒也利用居所說過些話。主角說過「不能在學校完全公開探討一些事情」，而在整天之間，他「探討一些事情」的地方只能是密友的家。他於友人閨中質問「你和男人結婚、生子的關係又有何『真實』可言？不過九年你們便分開。我們一起有十六年之久！假如他沒死，我們依然一起！哪裡不『真實』？」，而在那蒼白的世界則無所言。主角自己的居所更特別，電影安排其住所以原木及玻璃建成，這暗示外界可以窺探主角於屋內之行為。主角早上如廁時通過木板間的縫隙往外窺視並為鄰居發現的一幕可謂暗喻藏身「衣櫃[ii]」的處境。衣櫃並非一個安全的溫室，因為外人可以不斷窺視，而且隨時揭露或猜測，並隨時「打開衣櫃」將其同志身份公諸於世[iii]。「木製玻璃屋」暗示同志處身衣櫃的不安全感和身份壓抑，縱使在鄰居眼中這已是赤裸的秘密。

縱使主角本身亦著力壓抑自己，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無疑，色彩轉變暗示主角遇上西班牙裔男子及與男學生交談時相當歡喜，而末尾與男學生嬉水一節更是典型的慾念象徵。然而結果是主角壓抑慾望，先離西班牙男子而去，繼而對學生裸體不作反應，處處說明其對「慾望」之壓抑，並以此對比其「靈魂」之忠貞。壓抑、陰沉可以說是電影一大主調。主角要在早上「花點時間才能做回George」，「調整」出「別人預期」的行為。此舉本身已壓抑自我，而縱觀全片，對慾望、情緒、性事身份等之刻意抑壓處處可見。

 

世界將我包圍

如果說電影以壓抑為主調，我們得看外面的壓制是怎樣。它呈現的壓抑可說成對一些外在逼害的回應：不限於《A Single Man》文本，而是壓抑氣氛的加劇或持續。故事設定在1962年古巴危機[iv]期間之羅省，那是同志依然極受壓抑之年代[v]，配合冷戰氣氛達至高峰，可以說當時之精神緊張應該頗為明顯。

問題是為何要選擇一個「精神緊張的年代」作故事背景？這與電影的陰沉氣氛互相配合，而說到底，原因是外面的世界風浪依然。今天對同志的逼害顯然不再明目張膽，但外在的逼力並沒有太大改變，特別是「衣櫃」始終是一個逼害同志之工具。走出衣櫃縱使有機會帶來極重要的可能及轉變，卻可能有嚴重後果，但在別人可以隨意窺探的情況下，櫃門也顯然不安全。這種進退兩難之局面使得同志需要有極敏感的「資訊管理」，亦為神經緊張之源頭[vi]。片中三次出現「我們(同志)像透明」，但這種透明或不被理會已被視為一種「默言寬容」的態度，實質上對同志仍是怕得要命，希望「把light in the loafers[vii]掉進鬥獸場」，當中的仇恨就不言自明了。2008年加洲通過同性婚姻後半年，即通過第八號議案通過修改州憲法以限定婚姻為「一男一女之自願結合」，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對同志的深層恐懼依然，只是怯於同志運動於三十年間之壯大而退後底線。故事設定於羅省也可以理解成對加洲事件的回應。

至於「學校」的場景也幽了恐同症一默。學校是同志受最多逼害的地方之一，即使到今天，還是經常有學生因性別和性事的差異而遭到欺凌甚至殺害[viii]。大眾媒體的濡教化以及學校本身的極權封閉均使學校的恐同情況特別嚴重。當同學未能操演並外顯其「應有」之性別氣質時，他們即要面對欺凌。在英國，超過四分之三的非異性戀學生表示曾遇肢體侵犯[ix]。把故事場景設在學校，電影對同性愛之壓抑便變得更理所當然，程度亦更為強烈。

由於各種根深柢固的「性觀念」，包括「繁殖以外的性事都是罪」等，使得對同性愛這種「不恰當」的性事始終藏有恐懼，儘管對那些「更不恰當」的性事更恐懼，同志得以提升至「他們也能『像』我們一樣」之混雜地位，對同志「破壞家庭」、「違反自然」之控訴始終不絕於耳[x]。而這種莫名的憎恨和恐懼當中，「原因是想像出來的，那是恐懼。」少數在想像中或在真實中帶來威脅，因此遭受逼害。面對外部世界的逼害，躲起來以免受傷似乎是唯一選擇，這便成了壓抑之源頭。

 

一閃即過

說到這裡，我們再返回電影，探討其中對性事之回應。實實在在，電影把外在世界與眾角之「私人世界」作了個對比，前者蒼白而後者飽滿。面對同志以外的人，世界總是陰沉灰暗，少數與「外人」對話而色彩斑斕的一幕在遇見鄰居女童，因為她尚未得知主角之性傾向，亦不明白那些冒犯同志之暗語，因此其看來還是有顏色的。而其餘大部分時間的飽滿色彩均不存在，或僅於「沒有其他人」的情況出現：與亡人Jim之回憶片段和看見打網球年輕肉體之性幻想兩者都脫離現實世界，而與西班牙男子和後期與男學生之對談場地均未覺「外人」(異性愛者)出現。這暗示同志並不屬於「這個」世界，它也許屬於幻想，即使「有幸」於現實遇上適合的人，也只能於無人發現之地點談情。

而且更厲害的是，非異性愛的結果「總是」慘淡的。主角未能出席戀人死後「只限家屬參與」的葬體，甚至幾乎不知道其死訊；而主角在電影末尾似乎將出現的第二段感情則落得死亡之「懲罰」。其他角色的遭遇也相當慘淡：西班牙男子聽信戀人之言到美國尋找事業卻遭挫折；男學生追隨主角並表白成功，然而主角卻於此時死去……這暗示同志的感情總是沒結果。即使「接近」同志的人也可能遇上厄運：主角摯友便婚姻失敗、為兒子厭棄，甚至畢生「從未與任何人有那種愛情」。反而在典型意義上最「幸福」的是主角鄰居的家庭：一個有工作的男人、一個衣著華美的女人、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週末開開宴會，「從不曾沉悶大家已能找到最好歸宿[xi]」–––而這家庭不僅恐同，而且更會窺探主角安居之木製玻璃屋。縱使我不認為Tom Ford的原意是傳達「恐同者幸福，同志沒結果，接近同志亦不能倖免」之訊息，然而當我們分析每個角色的結局，這訊息卻浮現得清清楚楚。

 

正中下懷的「再現」

接下來我們可以嘗試討論電影表述同志之方式。在其中我們可以找到社會關係和經濟階級關係的意識形態。說到意識形態，這對於一部以「同志」為主角的電影而言相當諷刺，因為它正是被統治的人自我授權及抵抗統治階層的方式。可是，統治階層的意識形式卻會在深層影響電影本身，在以電影挑戰和推移性事壓逼界線之同時，也鞏固了現存的信念和統治關係，即所有性事服從於女男愛、所有階級服從於資本。這是由於意識形態本身並不是以「無上權力」來統治，而是通過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將某種統治關係內化至人們的心裡，使其「自然」就服從於某一套規則之下。這樣，即使被統治的人也能發聲，那種聲音也不過是統治階層之和聲，而非徹底挑戰及顛覆[xii]。觀察電影中對同志的塑造，意識形態的深入便十分明顯。

上文提到的「眾角色結局」便是一個好例子。電影無疑有對社會逼害同志之情況發出質問，也有諷刺女男愛家庭之虛偽之處，可是電影依然不能避免社會恐同意識形態在深層次的滲透，這使得電影結局最終依然未能擺脫異性戀世界下之潛規則：同志該死、女男至上。它縱使努力表現同性愛於社會環境下被逼的壓抑，但同時卻由於「深層無意識的作用而壓制反抗」，因而同時像「正常」異性戀電影般，滲入一些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同時把之「合理化、自然化」。例如在電影中的同志必然與勾搭有關，而且對肉體有莫名偏好[xiii]，而這種偏好並沒有在異性愛角色中顯現。此中便依然蘊藏對女男愛之服從。

除性事以外，電影也宣揚了另一種意識形態，那是階級的屈從。這並不算難發覺，而且也是不少電影之不足。它再次把同志的生活與階級掛勾，主角自置豪華住宅並於大學任教，明顯比中產更顯貴。其行為亦充滿中產氣息：下班後與好友共晉大餐、飲Tanqueray、於酒吧結識戀人等，均非貧窮人士所為。而學生出現的場地是大學，表明社會身份的高尚。唯一並不享有高社會地位之男角色是西班牙男子Carlos，但他最終並未與主角建立任何關係，僅共享兩根香煙後便結束短暫的相處。這暗示欠缺社會及經濟地位之人將被排拒，只有(現時或將來)享有一定經濟地位的人「方可」進入這個遊戲。從這角度來看，電影無疑通過又燦爛又糜爛的書寫，展示了階級關係之服從。

而電影對同志之再現整體亦無法脫離女男愛、中產、白人、美貌為中心之思考方式。Teresa De Lauretis曾以「socio-sexual indifference」形容這種再現背後之邏輯，即社會分級與性事分級重疊後之多重逼害現象[xiv]。電影中所有角色都是白人，而且每一個都擁有驚人美貌，這無疑把非白人、不美麗的同志消音，並且加強社會階級訴諸同志之壓逼。當「華麗」「品味」等詞語在這電影進一步與同志離不開，留不低的貧窮同志之處境便如火中的一個草原，遭受多重煎熬。在這意義上，「同志」反而成為另一個牢籠，只能成為其中一個有指定標準的「indifference房子」。

這裡並不是強行要電影「持平」並於白人中產美麗男同志之同時並置黑人貧窮貌醜女同志–––這樣一來電影便失去其獨立之意味，而且在實際上也不可能，因為意識形態在實際上已然深入至最深層之創作，根本難以擺脫。指出電影再現出的同志特質之含意，僅為闡明電影在這方面為何人發言、發甚麼言而已。

 

底層人能說話嗎？

當進行運動抗爭時，建立身份認同及利用「同化」以構造一個想像中的共同體是非常常見的做法。於同志運動亦然。電影於塑造外在世界之逼害及同志內心之壓抑方面，可說是通過「共同的受害經歷」以建立類同的身份。對青春之共同眷戀及對肉體之共同慾念也被展示。可是，難以避免的是，當利用身份認同建立一個發言的主體時，總會為一些不被包含在內的人消音[xv]。在上文提過是非白人、非中產，而這種「品味」的身份認同又在不自覺中逼害了一些人。除了以誇張的表達力求挑戰整個性事機制外，人還能做甚麼？

事實上，當我們發言時，很難避免忽略一些人。根據Spivak的邏輯，一旦在底層受壓逼的人有機會成為一發言的主體，它便加入為精英或統治階層，而不再處於反抗狀態。在底層的人永遠不能發言，只是不斷被逼害[xvi]。意識形態理論為我們解釋，這是因為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已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植入人們的腦海之中，因此在這環境下縱使是被壓逼者的發言也只會是另一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既是反抗和質問，同時亦服膺其中[xvii]。這不止是二元對立的「統治與反抗」關係，在中間有力發聲並推移界線的一群「混雜」的人往往就是意識形態著力收編的對象。他們最終會被說服，並在政治爭取的同時進一步將某些人推進深淵。Gayle Rubin以金字塔比喻這情況，統治階層永遠在最高而底層的就是「萬惡」的性事，例如跨性別、易服、戀物、賣淫等，至於中間那些「像」一夫一妻女男愛的同志則獲得推移界線之機會[xviii]。這樣，便總有一群「底層人」遭遺忘。因此我們在挑戰「性」界線的同時，亦要謹記莫失莫忘、不捨不棄。

 

結語: 只會讓更多罪名埋沒的，不止是愛

最後，我希望再次引用Lauretis的「socio-sexual indifference」理論。《A Single Man》是同志片–––假如把Jim換成女性，影片中的壓抑陰沉便變得毫無意義，因為這將會欠缺與社會對同志壓逼之對話關係。可是，它也不止是「同志片」。縱使本文主力探討的實際上也是電影在「性事」方面外顯的壓抑及暗含之意識形態，但其社會及經濟關係之服從性在實際上也不容忽視。

而底層人的出路除了不斷指出問題以外，在實際上也並無太多事可做。這並不是灰心的要大家「既然反抗不了，就嘗試享受」，只是人能做的實在有限，我們只能關懷別人、愛惜自己。外面的世界風浪依然，也不相信將來終可有何結果，然而生而為人，對人對事有一點自覺，知道其背後代表何人，已為一件可做的事。

全文完